作者：佟奕霏律师
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汇总，2020至2024年五年间，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（下称“掩隐罪”）23.02万件，法院审结一审22.09万件，掩隐罪已成为体量最大的洗钱类下游犯罪。2025年8月25日，“两高”发布《关于办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25〕13号），并于8月26日正式施行，同时废止法释〔2015〕11号与法释〔2021〕8号。近一年的司法适用表明，这份共计12条的司法解释，其重心并非“加码重罚”，而是致力于厘清客观行为边界、将主观明知认定拉回综合审查轨道、推动入罪标准从“唯数额论”回归至综合社会危害性评价。
一、客观行为：兜底条款开放列举，严格锚定“足以掩饰、隐瞒”
新规第一条保留了刑法第312条“其他方法”的兜底性质，但将列举方式由相对封闭转为开放示范：凡“任何足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”均予覆盖，并明示包括居间介绍买卖、收受、持有、使用、加工、提供资金账户、将财产转换为现金、票据、有价证券、通过转账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、跨境转移资产等。
此举旨在将虚拟货币兑换、大额黄金交易、NFT转移等新型手法纳入规制视野，但条文的边界限制依然严格，即必须“足以掩饰、隐瞒”。两高同步发布的典型案例（如通过OKEX买币转移赃款、珠宝店大额黄金交易入刑）之所以定罪，核心在于客观行为特征明显与主观明知要件相互印证，而非单纯因手段本身自动入罪。
二、主观明知：补回“知道或应当知道”，重申综合审查与慎用推定
新规第二条首先明确了主观要件的完整内涵：“明知”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。并系统列举了审查判断的维度：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、接收的信息，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，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、数额，转移转换方式，交易及账户异常情况，结合其职业经历、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系、供述辩解等主客观因素综合审查判断。
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罗国良在2025年8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强调：要防止“仅因转款、套现、取现行为可疑即一律认定”的一刀切做法；对于处于犯罪链条底端的“卡农”，认定掩隐罪须特别慎重。基于此，辩护实务可沿三条逻辑主线展开：
1.价格异常判断：需达到“明显”偏离市场价格，二手、废品回收行业10%–20%的浮动属正常商业区间；
2.交易方式判断：需违背行业惯例，特定场景下的现金交易、无书面合同交易本身具有普遍性；
3.背景关系判断：行为人的从业背景、与上家的关系能否对异常行为作出合理解释。
因此，条文虽保留了“应当知道”的推定空间，但新规的司法精神是承认推定、限制推定、慎用推定，而非废除推定。
三、入罪门槛：彻底抛弃固定数额线，回归综合社会危害性评价
早在2021年修改旧解释时已删除“三千至一万”的固定入罪线，新规第三条对此予以明确和固化：“应当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、后果和妨害司法秩序的程度等，依法定罪处罚。”
这一调整衍生出双向的司法逻辑：
当严则严：数额虽未达旧有标准，但上游犯罪性质恶劣、涉及特定款物、关联紧密、妨害司法秩序后果突出的，仍可定罪；
该宽则宽：资金流水大，不等于社会危害性大；数额达标，也不当然等同于必须入罪。对于关联松散、情节轻微、实际危害较小的“跑分”参与人，完全可能落入“不认为是犯罪”或“相对不起诉、免予刑事处罚”的区间。
例如，在涉卡“跑分”案件中，单纯的“卡农”对资金规模、分流路径及最终去向缺乏控制力，仅提供本人银行卡、配合刷脸或取现，处于犯罪链条末端，起次要辅助作用。若仅因账户走账数额巨大即拔高认定为掩隐罪，既背离主客观相一致原则，也抵触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这正与新规及配套发布会解读中强调的“对处于犯罪链条末端、情节较轻的人员依法从宽处理”之精神相契合。
四、情节严重：10万升档线拆解为50万/500万+情节双轨制
旧规中“10万即升档”（处3–7年有期徒刑）的标准，在非法采砂等上游犯罪定罪线为50–150万元的案件中，造成了明显的量刑倒挂。新规第五条对此进行了结构性调整：
上游为非法采矿等数额标准较高的犯罪：掩隐数额需在500万元以上，且同时具备多次实施、涉及特定款物、拒不配合追缴、造成损失250万元以上等情形之一；
上游为盗窃、诈骗、抢夺等其他犯罪：掩隐数额需在50万元以上，且同时具备前述对应情形之一，或造成损失25万元以上。
单纯的数额达标不再自动升档，必须叠加特定情节；条文明文要求“注意与上游犯罪保持量刑均衡”。实务中，涉案金额在10–50万元区间、上游为普通侵财犯罪的在审案件，在新规施行后多回落至3年以下有期徒刑档，系实质性利好。
五、从宽出口：认罪认罚配合追缴是总开关，四项情形是子集
实务中极易误读第四条为“符合四项情形即不起诉”。其真实的规范结构是“总前提+子集”：行为人认罪认罚并积极配合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，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、情节轻微的，才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：
（一）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；
（二）为近亲属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，且系初犯、偶犯的；
（三）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（新增条款，为“不够立功但确实协助追赃”的情形留出了空间）；
（四）其他情节轻微、危害不大的。
此外，发布会特别提及，对于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，应当适用更大幅度的从宽政策，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撤销案件、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。辩护实务中，必须先夯实“认罪认罚+配合追缴”这一总前提，再嵌入四项情形之一，逻辑顺序不可倒置。
六、辩护迁移：从“数额辩”转向“明知辩+情节辩+罪名界分辩”
据2025年8月25日罗国良庭长发布会解读，掩隐罪与帮信罪的界分标准得以进一步厘清：掩隐罪之“明知”指向具体明知是他人犯罪后获取的赃款赃物，并实施了转账、取现、套现等积极的转移行为；帮信罪之“明知”则是概括明知银行卡等工具可能用于涉罪资金流转，认知相对笼统，通常处于犯罪链条的边缘，起辅助作用。区分的关键抓手在于行为人的链条地位、是否叠加虚拟币交易等典型洗钱手法、以及非法获利模式。
笔者曾承办一掩隐案：侦查机关以掩隐罪移送审查起诉，卷内证据仅能证实当事人出借本人银行卡、按指令配合刷脸转账、收取固定“好处费”，无证据证明其知晓入账资金系某笔特定诈骗所得，亦无自行拆分流转或对接虚拟币商的行为。审查起诉阶段，我们围绕三点重构辩护逻辑：
（1）主观上，当事人仅具有“银行卡可能用于违法资金”的概括明知，不具备掩隐罪要求的“明知系犯罪所得”的具体明知；
（2）客观上，仅提供账户与验证，未独立实施资金转移的决策行为，处于链条末端；
（3）获利模式上，收取固定小额好处费，而非按比例分赃。据此主张应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性。
检察机关最终采纳该意见，将罪名由掩隐罪变更为帮信罪，成功降低了量刑。此处，对两罪作简单说明：虽然两罪基础档法定最高刑均为三年，但帮信罪仅设“三年以下”单档量刑，无三年以上升档风险，且相较于需具体明知系“犯罪所得”的掩隐罪，帮信罪作为仅具“概括明知”的边缘性帮助犯，基准刑更轻、缓刑及单处罚金适用空间更大。
实务重读
法释〔2025〕13号的主线并非“从严”，而是标准的系统性重构：
手段端：开放列举，严格锚定“足以掩饰隐瞒”；
主观端：承认“应当知道”，退回综合审查、慎用推定；
入罪端：摒弃“唯数额论”，回归社会危害性本质；
量刑端：将10万升档线拆解为50万/500万+情节双轨制；
出罪端：确立“认罪认罚配合追缴+四类情形”的从宽路径。
对辩护人而言，意味着辩护重心必须从传统的“数额辩”转移至“明知辩+情节辩+上游关联度辩+掩隐/帮信界分辩”；对公众而言，警示依然是远离“两卡”租借与不明资金走账。